自1964年我离姜去新疆，就没有长时间和母亲一起生活。而这一次，母亲来到贵州我的“家”，却是“高兴而来，扫兴而归”，作为儿子，我的心也不是滋味......
　    那是1986年秋初，我在贵州省都匀巿某企业集团公司工作。   
    一天，我接到从上海打来的一个长途，是我弟陈建打来的。
    他说，他和厂里一个同事去昆明出差，从上海走要经过都匀，母亲表示要跟他一起到都匀来。现在人已在上海，已买好了票。
    我给他说：一定要照顾好母亲，要给她买卧铺。弟说：就只给妈买到一张卧铺。我说那好。
    我很高兴，母亲一生辛劳，苦了大半辈子，一生中没出过远门，这次她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到我这来，而且，我２０岁就离家去了新疆，从来没有赡养过老人，这一次她能来，我一定要好好对待她。
    但蕴玉似乎有些感到突然，因自１９６２年她母亲去世，这二十多年没有和老人一起生活过，怕不习惯。
    实际上，说起来我母亲对蕴玉的印象很好。我曾在一篇题为《三张旧照片》中记述过，１９７０年当时我在新疆农一师大河沿参加“工宣队”工作脱不开身，蕴玉一个人回上海探亲的事。
    我这样写道：
    她回到上海后,不顾别人的闲言碎语（由于历史的误会和旧的习俗,上海人忌恨苏北人,妇女不愿与苏北人通婚）,第一次一个人带上礼品作为未过门儿媳妇登门去苏北姜堰见了我父母双亲。她到了苏北也不顾言语的障碍,每天坚持跟母亲去菜场买菜,下河边洗衣。二老见了都很高兴，笑得嘴巴合不拢......
      说好车次，算好火车到达都匀的时间，大约是正午，我和蕴玉在公司车队要了个车，都到车站外出口处等待。
    火车正点到达，只见母亲和弟及那同事三人出来了，坐上车回到家中。
    我弟和同事第二天正午坐同样车次火车去了昆明。
    母亲这儿看看那儿望望，高兴得嘴巴合不拢。此时我们的小杰已考取都匀技校，在上学，住校，平时不回来。
    母亲就睡在外间小杰的床上。星期六小杰回家也就跟奶奶睡。　　　　　　
    这时我母亲已经７０出头，但身板还硬朗。我和蕴玉上班，工作都比较忙，母亲就帮我们把电饭锅插上，将饭烧好，我们回家来再烧菜。平时也吃的简单，只有到周末，俊杰从学校回来，才一起去巿场买些好吃的改善一下伙食。平时就我母亲一个人在家，有时就看看电视。也正好我们一幢楼另一单元干部处干事陈月桂的老父亲、母亲也从浙江来到贵州，两个老太婆有时就在一起说说话，虽然言语不太通，但慢慢也就说在了一起。
    蕴玉的工作反正就是出纳那一档：机关人员出差报账、每月初发工资。发工资，那时是每月到时间，她们要造好花名册，算好帐，开好支票，去银行排队领取，回来再分发。有的是几元几角几分都要给配好。那也是一堆麻烦事。不像现在一下子给你打到银行存折上去干净利落。
    我的工作，也是忙。增加跑厂的频率，经常不在家。也没机会陪母亲到外边走走。其实那时外出旅游的人还少。我们到贵州好几年了，什么黄果树、龙宫都没有去过。也就不用提陪母亲去那些地方了，最多就是在都匀街上各商场转转。
    对母亲的态度，蕴玉也是不温不火，就是这样，大家就这样过着，反正有些事说工作太忙，搪塞过去，就看不出好与不好。
    可是，在母亲来贵州有７、８个月后的一天，终于发生了一件水漫“金山”的事，这下子可就不得了了。
    那一次，祝副书记和我，我们在凯里八五一厂召开集团公司“纪检干部理论研讨和知识讲座”，开了一个星期。那天星期六，下午结束。
    那天下午，蕴玉将电话打到八五一厂厂办，一定要厂办的人通知我，让我立即回都匀。
    我搞得有点莫明其妙，祝副书记也问我出了什么事，我说我也不清楚。
    那没有办法，一切只有等下午会议结束，等晚上吃了晚饭才能走。
    晚上，八五一厂还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晚餐，上了酒水。厂领导都过来陪我们一起热闹，而我一点也提不起兴趣，简单地吃了几口，坐在一边光抽烟，脑子里一直在想家中究竟会出什么事，可怎么也解不开这疙瘩。
    终于吃完饭，大家坐车返回都匀。大家在车上有说有笑，可我也是提不起精神，只希望汽车开快点、再开快点。
    等晚上到家已是晚上８点过钟。
    我走到家门口，我母亲迎了上来，对我说：
    “三，我犯大错了。”
    “怎么啦？”
    “家里被水淹了......”
    我推开门，只见家中地面上仍是一片水迹，一些家俱也挪动了位置；蕴玉在里间躺在床上哭着。
    对门邻居王富民（公司车队司机）过来，几个人七嘴八舌，我才基本弄清楚，原来是：
    今天上午９点过，我母亲下到公司大门口，一般称为“龙潭口”的地方。这我还没给大家介绍过，我们公司的隔壁是黔南州委招待所，在大门前左边就是剑江河龙潭，所以就称为“龙潭口”，这里经常有附近农民卖菜的、卖其他东西的经过，那天我母亲正好碰到一个卖猪大肠的。因为母亲有严重的痔疮，她跟人家讨价还价就卖下了这副大肠。可当时身边没带钱，她就跟门卫借了。然后就拿回家。
    她将大肠放在一面盆里，放置在水池里，开了一小点水，就取了钱，出门到大门口还别人钱。在大门口又遇到陈月桂母亲，两人就扯上了，这一扯把家中水池里大肠的事全忘了。
    等到了将近要下班时间，母亲回家烧饭，一打开门，完了，一屋子的水，已经有１０公分深。她也慌了神，也不管其他，两只脚就踩到水里进了家，用一个破碗往外舀水。
    中午下班，蕴玉走到门口一看，马上大声哭起来。
    倒是对门邻居王富民（公司车队司机）赤脚进来帮打开通往阳台上的一扇门，帮忙往外舀水。
    这一天，中午、晚上两餐饭她两都没吃。
    我回来时，地上的水已基本舀干，只是原来放在床底下的纸箱被水浸泡还没取出来。
    我也没了主意，只有先马马虎虎烧了点饭和菜，我母亲亲自端了让蕴玉吃，她也没理。   
    转眼来到１９８８年，那年春节，都匀下了一场大雪。正月初三起床，只见窗外白雪皑皑。那天机关在“黔南电影院”包了一场电影，这是当年过春节比较时髦的。
    早晨起床后，我们按江苏老家习惯，包芝麻汤圆，烫百页、大蒜，泡一壶滚茶，吃嫩姜。
    然后，小杰搀扶着奶奶，一步三滑，我们一家四口去了影院。影院里多是机关大院的人，大家互相恭贺新禧，共祝新春佳节。
    电影是宽屏幕《大决战》。战争场面，“呯呯嘭嘭”打的好热闹，音响声音开得很大，吵闹得人心都要蹦出来。影院里开放着暖气，一股暖洋洋感觉，看着看着，老太太打起瞌睡。
    正如一条长期生活在大海里的鱼，突然来到江河，肯定是一下子适应不了。我母亲看来也有这样的问题，白天我们都在上班，就没有人跟她说话，就是有，别人也听不懂她讲的姜堰话。很难相互交流。
    有一次，中午下班，我回到家，一看母亲不在，到大门口也不见人影，我有些着急，就沿着我们平常领她去大十字的一条大路上去找，心里非常焦急，不知出了什么事，有半个多小时，终于在体育场边上的一条石凳上，见她坐在那。
    我走上前，说：“妈，都１２点过了，你还坐这？”
    母亲愧涩地说：“走着走着，累了，就坐这。人犯困，迷糊了一会。”
    在家看电视，也是看着、看着就打起呼噜。
    再就是从水淹一事发生后，蕴玉总是一副不高兴的样子，老母亲看了心里也不好受，常常一个人坐那犯傻。
    母亲常对我说：
    “三，你大哥在内蒙，看来我这辈子是去不了了。南京(注:我二哥在那里)我去过，你这我也算来过了，看到你们都好，妈也就放心了。”
    终于有一天，母亲说：
    “三，我想，我还是回去吧，今年是你爸去世十周年，你还是给单位请个假，送我回去吧。我回去跟你爸待一起。”
    说得我心里挺难受。
    我真的不知该怎么办，本来母亲大约是想在我这多住些日子，她穿的衣物很多都带来了，而且还叫我弟从邮局寄过一次。
    我也背后给蕴玉讲过，可她说，老人容易犯糊涂，下次再水淹一次你负责？再说我有点不习惯，她回去以后，我们多寄点钱也行。
    就这样，我请了假，请凯里那边帮买了去上海的票，然后，就送母亲回去了。
    回到家，弟媳问：“那么快就回来了？”
    我和母亲只好以回来给父亲过十周年，搪塞过去。
    这次回姜，他们已搬到“三机厂”腾出来的原库房里，住的地方也宽敞，就是四处漏风。
     待了没几天时间，我告别母亲，告别家乡，踏上归程。
　　想起这一段日子，我的心一直充满对母亲的愧疚......